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湖北武汉先后召开了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分别是二届三中全会（1927.3.10-3.17）、临时全国代表大会（1938.3.29-4.1）、五届四中全会（1938.4.6-4.8），其中尤以“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最为秘密。
说它秘密，一是开幕典礼地点（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与实际开会的地点（国民政府军事统帅部武昌）不是一处。二是大会在学校校园内（武汉大学）举行，且会议从晚上开始，常持续到凌晨。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重庆宣言，宣布“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12月1日宣布正式开始在重庆办公（事实上1938年12月初蒋介石率军事机构至重庆才完成迁都。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明令定重庆为陪都）。在此前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机关、军事委员会等相继迁往武汉办公，武汉成为事实上的战时首都。有鉴于此，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常委会第七十二次会议，正式决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军事负责同志应在武汉就近调度，分身来渝，诚恐有碍于军事之进行……且自首都沦陷，政府西移，政府各机关分驻渝汉，主管长官身当前敌者皆居武汉，若会场设在武汉，以便政府重要代表就近出席，亦无不合。”虽然会址迁武汉一事，一度遭到时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反对（按照国民党党章代表大会须在中央政府所在地举行），但鉴于当时的形势，“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定在武汉举行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湖北武昌珞珈山国立武汉大学校园（老图书馆、宋卿体育馆、礼堂三处会场）召开（注：开幕典礼在重庆举行），出席会议的有272人（见《国民党八十四位中常委实录》）。
据1991年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王世杰日记》载：“三月二十九日本党全国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于今日开幕。在名义上开幕式在重庆举行，实则仅林主席等数人留渝。其用意，系避免敌军注意，增加武汉空袭之危险。晚八时在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图书馆举行会议”。即开幕典礼在重庆举行（蒋介石的开会词是由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丁惟汾代读）的同时，会议议程则在武昌于当天（3月29日）夜里进行。
在这次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叶楚伧作党务报告，汪精卫作政治报告，何应钦作军事报告，王宠惠作外交报告，孔祥熙作财政报告，蒋介石作《对日作战及本党前途》的讲演。大会通过了20个决议案，主要的有4项：一是通过了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其内容为：改变国民党的领导体制，确立领袖制度，实行总裁负责制；调整或增设组织机构，以加强对全党及全国的控制；强调对党员的训练、监督与考核。大会选举了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国民党副总裁，以立法形式肯定了蒋介石的最高领袖地位（称蒋介石为“总裁”即从这时开始）。二是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制定了战时的外交纲领、军事纲领、政治纲领、经济纲领、民众纲领、教育纲领共32条，把国民党抗战路线、方针、政策集中地反映出来，包括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和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三是通过了《组织非常时期国民参政会以统一国民意志增强抗战力量案》，作为对民众要求开放党禁、召开真正体现民意的国民大会、吸收全国爱国力量共同主持抗战建国大计的一项积极的反应。四是通过了《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表达了国民党团结全国抗日力量，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抗战发展的积极态度。
大会于4月1日闭幕，蒋介石致闭幕词。“临时代表大会，今晚（4月1日）续在武汉大学图书馆举行，至晚十二时遂宣告闭幕。”（见《王世杰日记》）
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党中央领导实行的是中央执行委员会集体负责制。在1938年之前，孙中山曾任国民党及其前身中华革命党的总理。他逝世后，国民党将其推举为“永久总理”，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以蒋介石为总裁的国民党新体制，1975年蒋介石在台北逝世后，国民党仿效孙中山逝世时的做法，继续保留党章中的“总裁”一章，将蒋介石确定为永久总裁。虽然蒋经国以后的国民党最高领导人一律称“主席”，但“总理”、“总裁”始终在国民党党章中予以保留。这是后话。
今武汉大学校园里存有一系列抗战遗迹，包括半山庐（蒋介石故居）、周恩来故居、郭沫若故居、宋卿体育馆、珞珈山顶钢筋水泥掩体以及高炮炮位群工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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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它秘密，一是开幕典礼地点（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与实际开会的地点（国民政府军事统帅部武昌）不是一处。二是大会在学校校园内（武汉大学）举行，且会议从晚上开始，常持续到凌晨。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重庆宣言，宣布“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12月1日宣布正式开始在重庆办公（事实上1938年12月初蒋介石率军事机构至重庆才完成迁都。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明令定重庆为陪都）。在此前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机关、军事委员会等相继迁往武汉办公，武汉成为事实上的战时首都。有鉴于此，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常委会第七十二次会议，正式决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军事负责同志应在武汉就近调度，分身来渝，诚恐有碍于军事之进行……且自首都沦陷，政府西移，政府各机关分驻渝汉，主管长官身当前敌者皆居武汉，若会场设在武汉，以便政府重要代表就近出席，亦无不合。”虽然会址迁武汉一事，一度遭到时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反对（按照国民党党章代表大会须在中央政府所在地举行），但鉴于当时的形势，“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定在武汉举行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湖北武昌珞珈山国立武汉大学校园（老图书馆、宋卿体育馆、礼堂三处会场）召开（注：开幕典礼在重庆举行），出席会议的有272人（见《国民党八十四位中常委实录》）。
据1991年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王世杰日记》载：“三月二十九日本党全国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于今日开幕。在名义上开幕式在重庆举行，实则仅林主席等数人留渝。其用意，系避免敌军注意，增加武汉空袭之危险。晚八时在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图书馆举行会议”。即开幕典礼在重庆举行（蒋介石的开会词是由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丁惟汾代读）的同时，会议议程则在武昌于当天（3月29日）夜里进行。
在这次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叶楚伧作党务报告，汪精卫作政治报告，何应钦作军事报告，王宠惠作外交报告，孔祥熙作财政报告，蒋介石作《对日作战及本党前途》的讲演。大会通过了20个决议案，主要的有4项：一是通过了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其内容为：改变国民党的领导体制，确立领袖制度，实行总裁负责制；调整或增设组织机构，以加强对全党及全国的控制；强调对党员的训练、监督与考核。大会选举了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国民党副总裁，以立法形式肯定了蒋介石的最高领袖地位（称蒋介石为“总裁”即从这时开始）。二是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制定了战时的外交纲领、军事纲领、政治纲领、经济纲领、民众纲领、教育纲领共32条，把国民党抗战路线、方针、政策集中地反映出来，包括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和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三是通过了《组织非常时期国民参政会以统一国民意志增强抗战力量案》，作为对民众要求开放党禁、召开真正体现民意的国民大会、吸收全国爱国力量共同主持抗战建国大计的一项积极的反应。四是通过了《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表达了国民党团结全国抗日力量，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抗战发展的积极态度。
大会于4月1日闭幕，蒋介石致闭幕词。“临时代表大会，今晚（4月1日）续在武汉大学图书馆举行，至晚十二时遂宣告闭幕。”（见《王世杰日记》）
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党中央领导实行的是中央执行委员会集体负责制。在1938年之前，孙中山曾任国民党及其前身中华革命党的总理。他逝世后，国民党将其推举为“永久总理”，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以蒋介石为总裁的国民党新体制，1975年蒋介石在台北逝世后，国民党仿效孙中山逝世时的做法，继续保留党章中的“总裁”一章，将蒋介石确定为永久总裁。虽然蒋经国以后的国民党最高领导人一律称“主席”，但“总理”、“总裁”始终在国民党党章中予以保留。这是后话。
今武汉大学校园里存有一系列抗战遗迹，包括半山庐（蒋介石故居）、周恩来故居、郭沫若故居、宋卿体育馆、珞珈山顶钢筋水泥掩体以及高炮炮位群工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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